大运河寄托着百姓生活的喜怒哀乐，见证着中华民族繁荣兴盛，塑造出璀璨的文化和流光溢彩的文学。大运河沿线经济社会催生的文化和文学作品，与中国文学的发展、传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学界深入探讨中国文学与运河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深刻勾勒出运河文学的肌理，为挖掘大运河文化资源、推动大运河文化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
从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白居易的《隋堤柳》、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到宋代词人王安石的《泊船瓜洲》、苏辙的《高邮别秦观三首》、柳永的《临江仙》，从明代杨士奇的《发淮安》到“四大名著”，其创作均与运河密切相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爱蓓提出，要以“研究”之功，铸“文化”之魂，深入挖掘大运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讲好中国大运河故事，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推动大运河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大运河带来了运河区域经济文化的繁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运河区域城市经济带、文学文化带，这应该成为一种共识。”在“中国文学与运河”全国学术研讨会上，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会长冯保善谈到，研究“中国文学与运河”的丰富文化意蕴，总结运河与中国文学发展繁荣的关系，对繁荣新时代的经济、文化、文学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古代小说与运河城市的关系，是研究运河文化不可忽视的内容。明清小说经典作品，多与运河城市文化相关，以运河城市为中心，形成了明清小说创作的重镇。明清小说的经典化进程，也与运河城市，特别是与大运河江南区域城市密切相关。
时至今日，大运河依然充满生机和活力，发挥着交通、水利、文化等多方面的作用。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范丽敏提出，运河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沿线区域文学创作与传播，也影响着文学的特征、格局与生态。运河的一般属性即自然属性，决定了其衍化出的故事文本；运河的隐喻属性，决定了其衍化出的故事文本的叙事模式；运河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其衍化出的故事文本的特征、生态与格局是去经典化的。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建忠认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运河文化研究涉及众多学科，已然成为学界热点话题。作为兼具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的“活态遗产”，加强大运河文化带的内涵发掘，对多学科、多视角研究运河与文学、文化，丰富中华文化内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运河在空间上沟通南北，串起了沿线不同地方的区域文化，在促进文化交流融合的同时，形成了具有运河特色的文化带。在运河沿线产生和创作的文学作品，多具有丰富的运河元素，呈现出鲜明的运河文化背景和特征。在运河文化视野下研究中国文学，将有利于拓展研究视野，创新研究思路，创造新的学术增长点。
“从明清江南通俗小说创作及批评之分布区域看，苏州、扬州、常州、镇江、杭州、湖州、嘉兴属于沿运河城市，南京、绍兴、松江府属于运河区域城市。”冯保善认为，明清江南通俗小说创作主要集中于运河流域城市，尽管在地域分布上存在不均衡现象，但整体均体现出显著的运河都市文化特征，以杭州、苏州、南京、常州、扬州等运河流域城市最为突出。
明清时期，运河沿岸或毗邻运河的江南，许多文士参与治生活动，成为明清文学、文化史中的重要内容。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徐永斌提出，部分文士从事治生，与明清通俗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作品特别是明清戏曲小说的大量诞生，二者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文士通过治生获得了薪酬，改善了生活环境，为明清戏曲小说创作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而读者的接受程度和市场反馈，又对作家创作提出了切近读者和市场的文学编创要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戏曲小说题材和艺术性的变化。这一点在《红楼梦》《儒林外史》两部小说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运河文化视野下考察《红楼梦》的南北风俗书写方式，为《红楼梦》研究打开了全新视角。赵建忠表示，江宁织造曹氏家族与大运河有深厚的渊源，曹雪芹由南京迁到北京的踪迹与大运河密切相关。以运河为视角研究《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将《红楼梦》研究与运河文化研究相结合，融通文学、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视角，能够全方位拓展《红楼梦》研究空间。作品成书、地理描写、民俗描写、文本流通传播等，都将可能成为运河文化与《红楼梦》关系研究的学术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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