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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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帝国与运河》

著名古代经济史大师全汉昇先生在《唐宋帝国与运河》这本书中爬梳了大量史料，以论证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原因和其在帝国兴亡中的重要作用。

隋亡之后，大约一千五百年间，人们对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这件事可谓议论纷纷，以诗为证：比如“那堪重问江都事，回望空悲绿树烟”，劳民伤财要永享繁华富贵，不料转瞬皆成空，这是悲哀叹息的；也有大力讽刺的，比如“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说隋朝要不是灭亡了，估计隋炀帝能一直浪到海南岛；也有谨慎点赞的，比如“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指出隋炀帝恣意享乐固不可取，修大运河的功绩仍足以彪炳青史。

各家各话，各有道理，若要作者全汉昇选一句，我觉得老先生很可能要选唐人皮日休的这句诗，“应是天教开汴水”。隋炀帝开运河是老天爷唆使的？对，按本书的观点，大运河工程的幕后推手的确是老天爷。这可不是在宣扬迷信，在现代语言里，我们通常把“天”这种力量，叫做“时代的客观形势”。在那个时代节点上，大运河属于不得不修，就算隋炀帝不修，也会有其他人物出来修。

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初现雏形的时代。隋唐大一统帝国的客观形势，和上次秦汉大一统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即军政中心与经济重心在地理上两相分离。

秦汉时期，西北关中地区，不但山河险要，是国防重心，同时沃野千里，也是农耕经济的重心。而隋唐时期的军事政治中心，因为国防和地理的关系，仍旧像秦汉那样留在北方，可是，由于汉末以后战争频繁，北方生产事业大遭破坏，而屡次的衣冠南渡却把知识和技术带到南方，使得南方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开发。

经济重心已迁移到南方去了，而军政中心却仍在北方。这可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在军政中心聚集了大批军队和官吏群体，常年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而当时的关中已经供养不起了。如何把军事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顺畅连接起来，凝固成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这就是摆在隋唐大帝国面前最严峻的问题。

为解决这问题，一条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便应运而生。自开通以来，它便成为了隋唐乃至北宋帝国的大动脉，它的通滞与帝国兴衰紧密相连——运河通，则帝国兴，运河滞，则国运替。大运河，也因此成为了帝国命运的晴雨表。

大运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古时期的经济地理，也催生了一大批繁荣的历史名城，甚至让某些原始的宏观调控成为可能。

比如说，洛阳和开封这两座古城，之所以能在唐宋称“都”成“京”，就是拜大运河所赐。在唐代，女皇武则天甚至把东都洛阳誉为“神都”，将近二十年时间都在洛阳办公。事实上，从唐太宗起，中央政府经常会在洛阳和长安之间来回搬迁。为什么要这么折腾？说句大白话，因为“长安供不起，洛阳有饭吃”。洛阳处于大运河北端，由江淮经运河北上的物资都先在那里集中，然后转运长安与北方各地。位于运河北段的汴州，也是如此。北宋吸取前朝藩镇割据的教训，在军政上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中央政府和军队更为庞大，对物资的需要比唐代更高一个量级，经充分衡量后，经济需要压倒了山河之险，不得不将政治中心放在了汴州。

此外，大运河把中国纬度、气候、物产、文化风俗不同的地方联络起来，势必促进商品交换、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共同构成繁荣灿烂的帝国光景。沿河的一系列城市，如镇江、杭州、扬州、睢阳、宿州、泗州等，都先后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码头，并发展为繁华的城市。可以说，在“春风十里”“二十四桥”“东南形胜”“十万人家”的歌声里回响的，是大运河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