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常州分院

江南运河有专称与类称两种，专称就是专指京杭大运河的江南段，类称便指江南( 长江三 角洲的所有人工运河，像汉代《越绝书》中所载的“吴古故水道”①，其与京杭大运河江南段仅无锡至阳湖这一小段重合，其余都不重合，而且无锡至阳湖在先秦时是芙蓉湖湖面，可以任意航行，因此吴古故水道与今天的京杭大运河江南段其实没有重合，吴古故水道只是古代江南众多运河水道之一，不能视为今天京杭大运河江南段的前身。本文所言的“江南运河”用的是“中国大运河江南段”的专称概念特指京杭运河江南段的主干航道，不涉及其他分支运河。

镇江至奔牛镇这一段江南运河因地势高，与常州东段存在数米高差，若开运河而不筑坝，河水必走泄无余，不可行舟，所以正如陆游《奔牛闸记》所言，运河开凿伊始就要筑奔牛坝。因此江南运河奔牛段的开凿之时，便是奔牛筑坝之时。

关于江南运河的开凿时间，考古界与学术界说法不一。从文献记载来看，《史记·河渠书》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②，宋人历来认为是言大禹开此江南之渠。而清《江南通志》卷十三《舆地志》载: “周敬王二十五年( 公元前 495 年) ，运河在府南。自望亭入无锡县界，流经郡治西北，抵奔牛镇，达于孟河行百七十余里。吴夫差 所凿。”③可见此年吴王夫差下令开凿了从望亭到奔牛的运河，这条从奔牛走孟河北出长江至扬的运河比邗沟要早 9 年。

良渚申遗成功，其关键的文物实证便是其山地水坝，我国现有记载的最早的运河是由伍子胥主持在茅山余麓开凿的胥溪运河。而宁镇丘陵仅比常州以东的湖泽平原高四五米，在其上开河对于江南先民来说也是能够做到的。但镇江—丹阳—奔牛段江南运河自开凿之日起，便面临地高水浅的问题，需设置堰、闸来调剂水源，以济漕船通行。奔牛置埭( 堰、坝) ，与镇江至常州段运河同时诞生。据史料，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时期，但据考古实证( 马家浜人沿运河分布) 与理据( 良渚水坝与伍子胥胥溪所证明的江南先民在高地开运河的史实) ，奔牛置埭堰可上溯到更为远古的时期。

江南运河在大禹之前便已存在

根据文献史料，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全都分布在江南运河两岸，而其后的良渚文化开始远离运河，走向海岸，证明江南运河很可能就是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的水利杰作，比申遗成功的良渚文化的大型山地水坝工程要早几百乃至上千年。今撮引其主要的文献与考古依据。

《史记·河渠书》载中国治河，始于大禹，中国的开渠事业也可以追溯到大禹，其中便提到“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④，而江南吴地能贯通北江(长江)，中江(宜兴“荆溪”、吴江松江)，南江( 钱塘江) 与洮、滆、太、射、贵五湖的，只有今天的江南大运河，因此，“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说的便是大禹开凿了江南运河《河渠书》又提到的“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说的便是大禹开通了江北的邗沟。

除《江南通志》能证明吴王夫差命人凿开了望亭至奔牛段的江南运河，再也没有别的史料能证明吴王夫差之前有人开凿过江南大运河。宋人依据《史记·河渠书》认定大禹开凿了江大运河、江南大运河早在吴王夫差之前便已存在的假设，需要更多的史实来证明。常州现存最早志书《咸淳毗陵志》卷十五《山川》，叙述常州段江南大运河来历时，便据《史记·河渠书》指明江南运河乃大禹开凿: “《史记》云: 禹治水，于吴通渠贯江、湖。”宋代《舆地纪胜》卷七载“漕渠:……曰‘禹之治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其来久矣。”⑦ 同卷“本朝人物诗”又引宋人熊遹诗“禹疏渠绝岘，秦凿堑京 指明大禹开了镇江的漕渠(禹疏渠)，由于自孟河口出江后上达邗沟需要逆江而近90里所以古代很早就需要开通镇江至奔牛段运河，解决从东往西逆江而上的问题，故镇江至奔牛段运河的通航极其重要，可以让“从西往东的顺江而下”与“从东往西的运河水路”构成一个完美的水循环，从而使“从东往西”有巨大风险的逆江航运，变成“从西往东”全天候的无风险的内河航运，之所以要开镇江至奔牛段运河，便是为了避开逆江之险。得出这一颠覆前人常规认识的史实便是: 镇江丹徒“宜侯夨簋”的出土。据郭沫若、唐兰两位大家的考证，明宜侯夨簋铭文记载的是周初第三代天子周康王分封第五代吴国国君周章于此簋出土之地镇江丹徒。而此簋出土地的山上，又有一系列吴王坟。特别是吴王余昧坟中出土的器物刻有余昧之名，证实其确为吴王余昧之坟。宜侯夨簋的出土，余昧坟及一系列吴王和吴国贵族坟在镇江丹徒地区的发现，便是能够用来证明丹徒为吴王京城“吴京”(孙权恢复这一地名时将其写作“武进”⑨) 的考古证据，同时也能证明吴国从周章到吴王余昧这500 多年全都定都在镇江，即在吴王阖闾与吴王夫差之前，吴国就把疆域拓展到镇江地区并立都于此。

吴国的生产生活离不开船，也就离不开运河。如果吴国早期立都镇江而镇江这一高亢之地没有运河的话，一则与立国于此的吴国国民的习水天性不合，二则将无法沟通并控制东边的吴国腹地( 泰伯墓所在地无锡梅里和吴国末代首都姑苏城) ，吴国根本也就无法立国于镇江这高亢之地。所以江南运河应当早在夫差之前便已开挖到京口镇江，这是我们确信江南运河早在夫差前便已存在的最重要理据，并据此判定宋人引《史记·河渠书》所作“江南运河在大禹时代便已存在”的观点的合理性。

陈月秋《太湖成因的新认识》⑩ 一文的附图( 图 1 ) ，画明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遗址，全都沿运河和吴淞江分布，这是大运河在大禹之前的新石器时代便已存在的考古证明。因此，江南运河的起源甚为古老，它是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先民们开创的人类水利杰作。

关于江南运河在大禹乃至新石器时代就已存在，还有一个最简洁的论证思路就是: 江南、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全在一平滑线上，且两两等距，为一日舟程(100里) ，这就证明肯定是先有运河再有城市，而不可能反之。如果江南运河是夫差所开，则江南这一系列城市雏形的历史只有 2500 年，这一结论显然不成立; 因为图 1 的马家浜遗址全在运河沿岸，距今为 5000年前，证明运河在 5000 年前就已存在，江南一系列城市的雏形应当出现在这个时候，而且这些地方人类一直活动至今。之所以图1中大运河镇江至常州段没有古老遗址出土，其原因便在于其地势高亢而很难受淹，遗址一直暴露在人类活动范围内，导致遗迹无存，图 1 中 2 号“丹阳县八卦荡”、3 号“金坛县北水荡”有遗址出土，当是因该处为水淹没而得以留存至今。

镇江至常州段运河是江南运河中最早一段

大舜与大禹生活的年代相当于良渚文化的后期，距今 4 200 年左右。其时，常州横林以的区域尚在海平面之下，只有今天苏州虎丘、无锡惠山等几个山头露出水面，成为近海的岛屿。四五千年前的江南运河，只要开通镇江至常州横林段即可，其东便可借助已有的湖面直达嘉兴，一直到杭州境内，才会有露出水面的大片陆地，需要开凿一小段人工运河沟通钱塘江。

《宋史》卷九十七《河渠七》载“浙西运河”(即江南运河) “又自秀州‘杉青’，至平江府，在太湖之际，与湖水相连，而平江阊门至常州，有枫桥、浒墅、乌角溪、新安溪、将军堰，亦各通太湖。如遇西风，湖水由港而入，皆不必浚”“在太湖之际”意为“在太湖之边”。这一引文记述的是宋代的情形，比之早3000年的舜与禹的时代，太湖水势应更为盛大。从常州到苏州阊门，再从苏州盘门至秀州( 嘉兴) 杉青闸的浙西运河，根本就不必开浚，因天然有水，江南无湖面而需要开凿运河的只有常州至镇江段。

现代常州地图上，常州丁堰以东有众多湖泊，如丁塘港、宋剑湖，横林的南阳湖和北阳湖等，而横林东北有芙蓉镇，那便是“古芙蓉湖”最深也即最后成陆的湖心所在。常州丁堰以东的这些湖泽其实都是“古芙蓉湖”的残存，表明上古时期，这里更是一片泽陂，无需开挖运河。

古芙蓉湖因弥漫至无锡全境而得名“无锡湖”，因在古毗陵郡境内又名“毗陵湖”; 古人以北为上，因其在太湖之北又名“上湖”; 因湖底浅，只有1米左右深，所以湖中处处能开荷花，故又名“芙蓉湖”。《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三唐人陆羽《游慧山寺记》称: “从大同殿直上至望湖阁，东北九里有上湖，一名射贵湖，一名芙蓉湖，南控长洲，东泊江阴，北淹晋陵，周围一万五千三百顷，苍苍渺渺，迫于轩户。”这就载明，唐代时，无锡全境，东到苏州( 长洲) ，北到江阴，全都是芙蓉湖面。因此可推断比唐代早三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与尧舜禹时代，其湖面当更为广阔。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五《南直七》“常州府、武进县”便把常州东境与无锡西境的“阳湖”，作为小字附注在“芙蓉湖”后，视同一湖，载曰: “芙蓉湖，府东五十五里。昔时湖岸南北相距凡八十里，南入无锡，北入江阴，又北注于大江。一名‘上湖’，一名‘射贵湖’，东南流者曰‘五泻水’。《南徐记》：“横山之北上湖，南曰芙蓉湖。”虞翻、郦道元以射、贵二湖列于‘五湖’，即此湖也。昔时，菰、蒲、荷、芰，烟水苍茫，一望百里。宋元佑中，往往堰河为田，于是湖流渐塞。今运道经武进、无锡间，两岸类皆平衍，一遇淫潦，辄成泛滥，皆旧时湖浸之区也。” 证明武进、无锡两县交界处，运河北的“芙蓉湖”与运河南的“阳湖”湖面实相连为一湖，只不过一近安阳山而名“安阳湖、阳湖”，一在北而称“( 毗陵) 上湖”罢了，两者并非截然相分。且运河两侧海拔相同，其南有湖，其北有湖，自然连为一湖，不可能分作两湖。

古上湖在“横山—三山—舜过山”山脉的三山处，便称为“三山湖”，今有“三山港”“三山石堰”等地名留下来。其在舜过山处便称为“舜过湖”，后人讹作“射贵湖”。在常熟虞山名为“尚湖”，其实与常州、无锡境内的“上湖”是同一个湖( 古代“上、尚”两字通假) 。可见上古马家浜文化时期与尧舜时代，常州丁堰以东一直到常熟全都是湖面，不用开挖运河。

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马家浜文化时期与尧舜时代，无锡、苏州、嘉兴地区尚在海平下，通过自然地理的研究，应该能得出这一结论，而且民间也会有相关的传说故事。

关于苏州在尧舜时代尚在海平面以下，有古书记载的民间传说作为依据。《路史》卷四十四《余论七》之“繇余氏墓( 陶臣氏、乌陀氏) ”条记载: 北宋开宝五年，苏州节度使元帅府判官钱文炳妻丘氏逝世，在苏州虎丘山的报恩禅寺旁的松树林中安葬，寺僧常泰疑此高阜为古贤所葬，劝其不要动土，但钱文炳不听，结果挖出古坟，钱文炳欲取墓中随葬宝物而被黑蜂螫死，其子得梦: “遽亦冥然见一丈夫，道貌古野，身度丈余，鱼鳞之甲，足色如金，徒跣剑，前语玄曰:“我，帝尧之臣繇余氏也; 与陶臣氏、乌陀氏佐禹理水，以功封吴，获葬于兹。当时此地，乃海东渐之山也。宅兆诚吉居之且安。奈何而父刚愎，发吾版石，顾已非义。而乃更欲夺吾玉櫑，罪孰甚焉! ”文末有评论:尧帝而来，迄于开宝，数百千载，而精爽犹在，足信定分之不可逾，而直谅忠忱之不泯也。由此可知尧舜命大禹治水时，苏州尚在大海之中，唯有东渐入海的虎丘山露于海滨，故繇余氏葬于此。常熟虞山在当时也是东渐入海的山岛。

常州以东到嘉兴，当时还在水平面之下，这就意味着: 常州横林至嘉兴段运河的开凿，要到镇江常州段开通数千年后其地成陆之时，江南运河中最早的一段是镇江至常州段。上述记载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苏州在上古处于海平面之下确为事实，此故事显然就是民间口耳相传的口述历史，尽管讲述此事实的形式是神话故事，但其内容事实却不可因其讲述形式上的荒诞加以抹杀。

镇江至常州段江南运河早在马家浜文化时期就已存在，镇江至常州段江南运河只有在吕城或奔牛处造坝蓄水才能维持运输，否则正如陆游《重修奔牛闸记》所言: “自创为是运河时，是三闸(京口、吕城、奔牛三闸) 已具矣。盖无之则水不能节，水不能节则朝溢暮涸，安在其为运也?” 即吕城或奔牛坝与这段运河相伴相生，不可或缺。吕城与奔牛相距仅 8 公里，只要造一座坝便可，这不可或缺的大坝，究竟是造在奔牛还是吕城? 答案是奔牛。依据如下：

从丹阳至常州城是一日舟程的间距，吕城或奔牛正处两者之间，是船只停泊、船工吃午饭的理想地点，吕城或奔牛造坝应当伴随此江南大运河一同出现，造坝后坝下会形成吃完午饭可以有气力盘坝的大规模的集市。鉴于吕城的集市远没有奔牛那么繁盛，运河第一坝究竟造在吕城还是奔牛，已经不言而喻，显然是奔牛而非吕城。

奔牛堪称“江南运河第一河口”

宋《咸淳毗陵志》卷十五也记载：“运河，东自望亭风波桥入郡界，西至奔牛堰，凡百七十里有奇。《史记》云：禹治水，于吴通渠贯江湖。齐《地志》云：丹徒水道通吴、会。六朝都建业，自云阳西城( 今丹阳) 凿运渎径抵都下。隋初尝废。大业六年诏: 自京口至余杭穿河八百里，广十余丈，欲通龙舟巡会稽。唐白居易有‘平河七百里’之句。” 宋志有 4 层意思: 一是从望亭到奔牛为 170余里; 二是江南运河始自大禹; 三是运河在南齐为“丹徒水道”( 即江南运河的镇江丹徒段) ，一直通到吴郡( 苏州) 、会稽( 绍兴) ; 四是隋代称其为江南河( 即江南段运河) 。王 《思轩文集》卷一《常州府重建奔牛闸记》亦记载: “尝观史志:‘丹徒水道自六朝来，通吴、会。隋初，有诏浚治。’ 明《成化毗陵志》《万历常州府志》等志书多沿袭此说。

《南齐书》卷十四《州郡志》所说的“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历来有人认为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10 年下令开凿的丹徒至丹阳的运河。如清代《乾隆镇江府志》卷一“山川、漕渠”记载秦始皇“凿丹徒、曲阿”即开通丹阳至丹徒段的运河“徒阳运河”。该河段北起镇江京口，南至丹阳吕城，与江南运河常州奔牛段相贯通，此为常州镇江段大运河的雏形，后来逐渐成为沟通江南吴越之地的重要交通水道。其实根据上文的分析，秦始皇命人开凿的运河仍是在前人( 大禹及马家浜时代的先民) 基础上，因后世生产力发达、船只变大而重开。这一河道的开通，使得江南运河既可以从奔牛向北经由孟河入大江，也可以从奔牛经由丹徒水道自镇江京口入大江，而奔牛正好居于这段运河的核心位置。后来经过历朝多次开凿和疏通，江南运河得以全线贯通。

大运河奔牛段沿途及周边支流有闸河、孟河、小孟河、伯牙渎、兰陵渎、直渎、西河、白鹤溪等水系，其中北向支流入长江者，以孟河为最大，历史也最为久远，且为通江要道，漕运之利也最厚。邵长衡《毗陵诸水记》云: “漕渠支流北出者，以十数，孟渎，最大。相传唐元和中刺史孟简凿。”瑐瑢据记载，汉代孟河是从万绥直接往南走浦河，现存明清时期的孟河是从万绥往东流到石桥湾，再往南到罗墅湾(即西湾)，再往东流到东湾，然后再往南到黄泥湾而东拐，至奔牛镇东的老宁闸入运河。孟河的历史演变过程为: 东汉光武帝所开的古孟渎，从吕城东七里运河河口处的“七里井”北流至孟城入江。唐代孟简开凿孟河时，因古孟渎南段在润州丹阳县吕城境内，不在常州境内，于是改道万绥东拐至石桥湾，南至今天“九里”东侧入运河。“九里”当同“七里井”，得名于吕城东九里，也就是说，唐代孟河入运河是在“九里”东侧。因唐代孟河由万绥东拐，于是万绥镇以南的古孟渎另名为“浦渎”。明代因奔牛废闸筑坝，漕运船只多由孟河入江，如果孟河仍在“九里”入运河，则船只仍需要翻坝，颇为不便，于是始有孟河闸官裴让“具陈江南漕运之利”，重开孟河。永乐四年命常州、苏州、松江三府丁夫浚导十昼夜完工，孟河改由奔牛坝东的老宁闸入运河，这样漕船便可绕过奔牛坝，经孟河驶入长江，“转输、商贩，尤便焉”。孟河的水利功能非常突出，故亦为历代治水者所重视。徐元瑛尝言: “盖常郡西北地高，惧旱，每仰浥于江潮之入，孟渎最径，是灌溉所必资也。丹阳之练湖，宜兴、金坛之洮湖、滆湖，霖雨泛滥，每决于运河，专藉孟渎，决之出江，是宣泄所必需也。”康熙朝江宁巡抚慕天颜亦曾指出: “武进之孟渎河，系常、镇诸水归江要道。凡高、溧西北诸水，竞趋东南，则流注于宜兴、金坛更转泻于丹阳、武进，惟藉孟河一口出江。”

明清两代，江南运河奔牛段因奔牛坝、奔牛闸蓄水之故，仅春、夏时节可通漕舟，将江南米粮运至京城供官员享用，民船和商船尚不能通行。民船和商船只能走奔牛处的孟河出入大江，这就使奔牛的商贸繁荣兴旺，等于把昔日镇江京口的地位拱手让给孟河城、奔牛镇，这一盛况延续了明清两朝五百余年。由于江南运河从常州到镇江必经奔牛镇，所以江南运河的河口只能是奔牛而非孟河城。

明清时期，孟河城至奔牛镇的孟渎河见证了全国经济大动脉的繁华兴旺。孟河“自武进奔牛镇之万缘桥起，至孟河城北出江”向南交汇于运河，在奔牛镇形成了江南运河河口的自然景观河口地带文化遗产资源众多，其中万缘桥保存最为完好，历史价值较高; 奔牛老街位于河口遗址西侧，临河而建，赖河而兴，旧时老街已长达三里，市井繁荣，清代宫廷画卷《康熙南巡图·常州府与奔牛镇》即为佐证，现存老街具有比较完整的民国后期建筑形态和建筑肌理，是常州地区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彰显出较高的文旅价值。2016年国家启动新孟河延伸拓浚工程，新老两条孟河与大运河交汇的双河口景观交相辉映，这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